回到台灣之後，發現自己突然多出兩種東西。
第一個是「電話號碼」，以前在日本的住處沒有電話，所以我只要記得伶仔跟實驗室的電話就好了，手機裡存的也都只是實驗室裡幾個研究生而已。回到台灣之後，除了多了住處電話(10位數)、學校電話（10位數）、還有一長串記不住的分機號碼（5位數）、最後還有一隻學校附贈的PHS手機（10位數）。
第二個多出來的東西是鑰匙，汽車的鑰匙有3支，因為之前門鎖被撬開過，所以必須要用兩支鑰匙才能打開，還有排檔鎖；家裡的鑰匙有3支，不鏽鋼外門兩道鎖，內門1道；辦公室的門則有2道鎖。
所以每出一次門，身上郎郎噹噹必須帶上8支鑰匙，這跟我們在日本生活時都不一樣，因為公寓的門是用一種5位數的密碼鎖，因此大部分的時候我們出門只會帶一支腳踏車的鑰匙。 那上班到實驗室怎麼辦呢？ 我待的大學，每一棟建築物都會有一個24小時的管理區，早上到實驗室時，你必須向管理員領鑰匙並登記，要離開的時候再繳回去就好了，甚至有時，管理員會騎腳踏車去外面巡視，你只要把登記簿跟鑰匙往箱子裡投就可以了。
這樣的制度，完全建立在對人的「信任」上，守衛信任你真真確確是要進實驗室做實驗，而不是偷東西，也不會擔心你偷偷複製一支鑰匙；即便在這樣的制度下，我到北里研修2次，也從來沒聽說過哪一個實驗室掉了東西。
台灣的話，進出大樓必須刷門禁卡，連帶的為了怕儀器被偷走，更是裝了高密度、高解析度的攝影機。但即便如此，我們卻常常聽到很多人闖入研究室偷電腦或是儀器。這不是治安好壞的差異，而是我們從小就被「提示」一種對人的「不信任感」，爸爸媽媽教你路上找你搭話的都是壞人，老師告訴你皮夾不應該露出來讓人看到，新聞報導裡永不終止的詐騙、誘拐、偷竊與貪污，這些都在提示你我們所處的社會是多麼危險、承諾多麼無足輕重、人們多麼不值得信任。
回來台灣將近2個月了，至今我還在習慣帶著一大串鑰匙跟記不起來的電話號碼出門，我還有點在適應這一切。我並不是想說日本多好，台灣就不好，只是我們剛回台灣找房子時就曾經吃過這樣的虧，仲介業者承諾會依照我們的價格與屋主議價，後來卻拖了很多時間，卻根本沒有完成任何工作。到學校工作這一兩個月，也發生過學生與我約好時間，卻根本沒有到辦公室來；或者是把借給他們印的報告弄得皺皺髒髒再還我。我當然知道可以設很多規範讓他們確切實行承諾，但這樣就失去了我的原意了。
我希望台灣人可以變得信任彼此，而不是信任規範帶來的安全感，更希望有天我們可以不必擔心深夜出門，慢慢回到原有的單純跟美好。
